妇女在NGO的宣传、倡导页面中经常出现。这些网站通常是for fundraising。筹款客体主要是饥饿儿童、饥饿家庭。而妇女在这些画面中所呈现的是“母亲”“nurtureers”角色。她们通常是年轻母亲、眉头深锁、凄凉的。
这些妇女形象的呈现，制造出“女性是理想的（ideal）受害者”的信息。
女性的困境被单一化地呈现出来：自然的背景，劳动中的妇女。这样做，轻松地把政治等人为因素剔除出来。让人误以为女性的受害者角色是恰巧、不幸地遇到。
再者，这些图像中，大部分的女性角色是“母亲”角色。“母亲（motherhood）”被塑造成“女性”的普遍和期待身份。在家中、照顾孩子、做家务的形象反映了男性占领公共、社会范畴，助长了男权观念。
而且这种宣传手法，有同质化、普遍化某地方女性的特征的影响。如：第三世界女性的“身体不受控”“不能拥有自己的身体”和“被忽略”“贫穷”“低教育程度”“被传统束缚”。这与西方国家妇女的呈现（有教养、现代化、能控制自己的身体、有自由）是明显相反的。
在乐施会的地震筹款广告中，某位女性角色被描绘成“有很多孩子、没有得到男性支持”。这个广告没有说她的丈夫在哪里。与这不同的是，INGO和媒体呈现南亚地震的时候，会用男性和女性工作人员是一起从事救灾工作。
以上种种是建基于西方对发展中国家女性形象的假设——传统性、宗教性。Amartya Sen认为西方对印度的呈现，表现出一种异国情调、神秘化和宗教化，并从此认为印度缺少西方的科学馆和现世观。Mohanty认为第三世界妇女被呈现为“未进步”的。
过度呈现妇女的同时带来男性的低呈现度。定量研究指出在INGO的网站，男性只有9%的出现率。而且在这些画面中，男性是“坏人”的角色。例如腐败的领导者、本地反抗军等。Cohen认为男性角色与暴力联系上了。
而在家庭的呈现上，妇女通常是没有男性陪伴地出现。Paul Gilroy认为这种呈现是带有种族歧视的。在英国，对黑人家庭的呈现是“不完整、受剥削和破裂的”。传统的发达国家家庭的呈现是一对男女父母，和一对男女孩子。而很多NGO对发展中国家的家庭呈现是一个戴有面纱的女性、缺失的父亲、多个子女。这种呈现方式，一方面是想带出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过剩问题。而另一方面，发达国家的核心家庭形象呈现，是一种可选择式的家庭模式，但发展中国家的家庭形象呈现，却是一种“真实现象”。
很多学者和业者批判“妇女从事小规模贸易”的做法，认为这种功能主义的方式没有促成女性的长期福祉，甚至会造成对立。例如，为女性提供短期工作，是忽视了男性的失业问题；认为女性的受教育是为了增加家庭和市场的生产。
“认为女性是反贫穷的有力战力”这种迷思，加上小额贷款等支助，加上NGO们对这些事件的推销，促成了一个去政治化的群体，而这个群体对权力结构、政治行为是没有威胁性的。
现在很多项目，女性的工作是做一些简单的手工品、烹饪、照顾小孩。而有些项目是做纺织、养蚕、养蜂。这些工作都是可以在家完成，又可以赚钱。但这些项目，增加了妇女的工作量，很多都没有鼓励农村妇女去做商业冒险，去发展她们新的社会角色、工作技巧，甚至增加她们的独立性。而且，这些项目假定了女性最好的地方是在家里。
strategic gender interests：目标是克服女性的从属地地位。
practical gender interests：巩固女性在现有系统中的利益。
INGO对女性的呈现：为生活忙于奔命，制造出女性是生存者，这个角色，而不是政治活跃者。因此，这种呈现是在巩固男权统治。
没有评论:
发表评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