整理笔记：Who Needs [Sex] When You Can Have [Gender]? Conflicting Discourses on Gender at Beijing

此文章是95年北京女权会议的观点整理。有各方面的观点看法，有些或者过时了，但对于女权的反思，还是很值得看。

Nighat Khan发现女性运动的专业化和NGO化，导致缺少草根问题的性别专家。她宣称，焦点放在gender上，而不是women，会让讨论、研究焦点产生转移。从women，到women and men，最后到men上。孟加拉参与者引用Kabeer的话回应NK，没解决妇女问题而转向性别问题，是无视了妇女现在处于的不利地位。

很多研究员加入性别研究的行列，但很多都没有妇女研究的经验，甚至不懂相关概念。经济学家、调查员，由于性别研究的发展需求，都来参一脚。这样做，对性别议题来说是一种破坏。新古典主义经济的研究方式，倾向于用静态、简约化去定义gender，忽视了性别之间的关系、权力和意识形态的关系、从属关系的形成等。这种调查方法，倾向把信息问题、文化问题当作性别问题的原因。这种调查方法，或者会提供非常重要的启示和经验数据。它会指出哪种权力关系会维持性别不平等，并把性别议题去女权化。

官方的信息，倾向于把女性利益从政治信息中剔除。从而把女性利益带到一个可有可无的地方，等候官方的发落。这样，女性就被利益问题、社会问题、性别问题的讨论中孤立出来。

“女性占了2/3的总工作时间，得到只有1/10的全球收入，拥有少于1%的世界财产……”这句话源于UN的报告，但已被证实是杜撰的。引用不准确的调查数字来引起大众对妇女问题的注意。这有损女权组织的声誉。

工具主义认为投资妇女教育对人口控制、儿童福利、女性参加社区组织从而改善组织服务、去贫，起到很重要的作用。但支持这些理论的数据，可能不大有说服力。而且，只求部分权力，并不会带来改变。制度的结构、规则、文化，包括信息的搜集、过程、优先待遇，反映了统治性别的利益。所以，追求性别平等一定包括组织上的改变。

保守派对女权的恐慌是由于女权对性、生育的影响——同性恋、堕胎。

自由女权主义者认为女性应该在所有工作中和男性平等，O'Leary认为这会强迫女性去迎合男性的标准。

不是所有的女权主义者是“无神论者和女同性恋”，但如果这是大众对女权主义者的看法，这表示女权主义者放弃了一部分重要的女性生活。

女权主义者的批判的不是motherhood、workship、男性关系的主体体验上，而是批判女性在这些选择上的自由。女权主义批判motherhood的条件、状况，而不是parenting的价值；她们批判宗教的性别限制，而不是spirituality的价值。而在用词方面也较为消极：照顾儿童是母亲的“重担”，没能用“女性的选择有正向的价值”来说服人们。

男权的稻草人。很多女权主义者定义的男权沙文角色，是否真的存在？
女权主义者存在定义“男权”的困难。南方的女权主义者指出，这种男、女对立情况比较符合西方白人中产女性的状况。后现代女权主义者指出，这种男、女对立，对女性而言，是埋没了“女性”的意义及各种可能性。